MO人的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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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十年來,音樂事務處致力推廣音樂,培育了不同年代的音樂家和音樂愛好者。藉此時刻,音樂事務處邀請一眾傑出舊生及音樂總監分享他們在音樂事務處的點滴,見證音樂事務處的成長。

 

黃錢其濂,JP (前音樂事務統籌處音樂總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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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lizabeth Wong, JP

黃錢其濂在1979年接替蕭炯柱,成為音樂事務統籌處第二任音樂總監,見證了當時政府給予香港年輕人的支持。「當年政府給我們訂下兩大目標,第一是栽培下一代的音樂家,提供中西樂器培訓;第二是拓展觀眾,因為音樂需要有觀眾欣賞,更何況我們要為下一代開闢出路。年輕音樂人將來怎樣在社會求生?要有懂音樂的觀眾,相當重要。」

時任香港總督麥理浩,對香港文化與社會發展特別關注。「以往的港督,對音樂都不太重視,但麥理浩本人對音樂很投入,也很受年輕人歡迎。當年他常常出席音樂會,在場年輕人都會鼓掌以示歡迎。」關於麥理浩,黃錢其濂還記得一段小插曲。「當時我的上司是康樂文化專員。有一次,麥理浩繞過專員,直接打電話給我。我以為是上司跟我開玩笑。麥理浩客氣地說:『I am your Governor!』」原來港督當年知道有一位音樂名家路經香港,就直接給黃錢其濂打電話,希望她為音統處學員安排舉辦大師班。黃錢其濂因這次機會認識了小提琴家史頓 (Isaac Stern)。

當時音統處本着以上兩個目標,開始推出樂器訓練班,栽培演奏者,另一方面則通過「樂韻播萬千」音樂會,向廣大市民推廣音樂。黃錢其濂任內的工作策略之一,就是展示香港音樂人的才華。「不是單憑我說學生有多優秀,而是要讓觀眾聽到、看到。何況音樂是全球共通的語言,讓人了解音樂,最好就是帶音樂往外走。」後來,史頓在塞浦路斯開設音樂學院,音統處透過不同渠道提供資助,讓香港的年輕人前往塞浦路斯接受大師指導,一面受訓,一面演出,後來更有學生遠赴倫敦交流。這就是香港音樂人才往海外交流的開端。

「香港樂手在外地表演常常佔上風。」黃錢其濂說,每次音統處成員外訪,表演節目必定有中樂。中樂在不同地方都相當受歡迎。「觀眾非常熱情,聽到香港的年輕樂手演奏中西樂,表演出神入化,大家都高呼要再來一遍,差點不讓我們離開。」她說,當時這種交流不僅讓樂手之間建立友誼,更使樂手得以履行介紹中樂和西樂的使命。

黃錢其濂曾主持很多音樂發展策略會議,在當時的政府中,可說是獨一無二。「在音統處工作期間,當然要和政府不同部門的政務官開會,也要與不同的音樂家接觸。音樂家的背景可以很不相同:汪酋三是上海人,湯良德則來自北京。他們說着不同的方言。」黃錢其濂形容,儘管與會者說不同的語言,交流卻非常順暢。「說上海話和北京話的中樂專家,與說英文的官員一起開會,在政府一同共事工作。」他們在會上的討論,經黃錢其濂審閱後,以英語載錄為正式會議記錄,現存放在香港政府檔案處。

黃錢其濂見證了香港早期的音樂發展。雖然她是政務官,主理行政工作,卻熱愛音樂。她本身是一位出色的鋼琴家,年輕時獲獎無數。「熱愛音樂的人,總會讓人感受到這份熱情。畢竟,音樂就是溝通的藝術。」黃錢其濂說。

何高雪瑤,JP (前音樂事務統籌處音樂總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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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oris Ho, JP

何高雪瑤於1984年出任音樂事務統籌處音樂總監。「為這麼多學生提供學習樂器的機會,當時我覺得政府在這方面做得相當好。除了運動、上課外,那時候學生沒有太多活動和嗜好,音樂因而成為他們良好的興趣。」何高雪瑤憶述當年器樂訓練計劃設有五千人數上限,但剛推出時,學習樂器的風氣尚未形成。「我們須在推廣方面下很多功夫。經過幾年時間,學員人數才開始接近五千人的目標。」當年其中一項重要的配合政策,就是樂器租借計劃。「樂器其實甚為昂貴,對於父母而言,購買樂器不單是負擔問題,而是他們根本無從判斷小朋友的興趣能否持續,因而很難決定應否投資購買樂器。為此,我們推出了樂器租借計劃,學員每月只須付出低廉的租用費,課程完結時,樂器便會歸他們所有。不過,如果學員中途退出,便須退還樂器。」

八十年代青少年享有的社會資源並不如現在豐富,所以音統處舉辦的活動格外難能可貴。「每年音樂營的團友,很多都是第一次參加,首次離開家人入住營舍,對他們來說十分刺激。當時我也在營裏觀看他們排練,與他們一起活動。」音樂營既有音樂訓練,也有康樂活動,對小朋友來說相當吸引。她說︰「他們可以打球,可以踏滾軸溜冰。若玩得忘形而忘記排練時間,就會讓其他學員等候,所以我們在音樂營很強調紀律,希望小朋友能在遊戲中學習節制。這兩星期的訓練是相當好的學習機會。」令她難忘的是,營內濃厚的音樂氛圍。營內每個角落都充滿樂聲。「小朋友吃完飯後,紛紛把握時間練習,營地各處都響起悠揚的音樂,他們在家中倒不會有這種機會。看見他們如此投入練習,我覺得相當高興。」

到香港以外地方作音樂交流,對很多青少年而言更是新鮮。「他們不僅是第一次坐飛機參與樂團外遊,更肩負起訪問任務,將音樂帶到其他地方的舞台,交流心得。這份使命令青少年份外有滿足感。」何高雪瑤憶述,1984年《中英聯合聲明》(《聲明》)簽署後不久,她帶領音統處樂團往北京和上海演出。隨團學員是《聲明》簽署後首批前往內地作音樂交流的香港學生,意義特別重大。

何高雪瑤說,那時候學生面對很大壓力,經常要克服人生的不同難關。「當年升班壓力很大,功課很多。同學放學後來到音樂中心學習,隨後便立即做功課。很多時候,我看見他們一起討論功課,互相幫助,有時連導師也會出手襄助。情況就像一個大家庭,所有成員合力解決困難。」她認為音樂是紓緩壓力的良藥︰「音樂對任何人的生活都十分重要。現代人經常覺得徬徨無助,音樂有助紓緩我們的情緒。」

何高雪瑤認為,音樂事務處的優勢是團隊精神。「我們不教鋼琴;我們不想教授出獨立的音樂家。我們教的是,一群人一同玩音樂。在音樂事務處學習樂器,你很快會知道,學好自己的樂器後,便可以和朋友一起玩音樂。合作帶來的喜悅,是這裡最強的優勢。」

梁建楓 (音樂事務處前學員、香港青年交響樂團前團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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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eung Kin-fung

梁建楓於1978年參加音樂事務統籌處轄下的香港青年交響樂團,在整個中學階段都參與其中。初入樂團,梁建楓時常膽顫心驚。他說︰「樂團有很多大哥哥、大姐姐,他們經驗豐富,我卻一點經驗也沒有。」不過,在樂團演奏是他最享受的事。「在美國讀大學的時候,我立志要當樂團樂手,而並非當馬友友那類型的獨奏家。當時我還有一個志願,就是當樂團前排那兩個席位的樂手。」他在青年樂團長久受訓,指揮和老師的教導奠定了他日後的事業方向和職業目標。

梁建楓認為,他能加入音統處樂團,實在有點幸運。「我小時候在內地居住,後來移居香港,一直跟父親學習音樂。初到香港時,父親覺得我應多跟隨別人學習,增廣見聞。當時我們住在東平大廈,剛巧音統處在該幢大廈設有辦事處。」因利乘便,加上香港於七十年代後期沒有太多學習音樂的機會,梁先生報考了音統處樂團。「那時除了音統處,確實沒有其他選擇。還記得父親帶我由住所走到另一邊商住單位的情景。」

樂團的試音非常嚴格,但梁建楓憑着出眾的才華最終獲取錄加入弦樂團。他適應了合奏的模式後,很快就獲推薦參加香港青年交響樂團B團。他說,B團是初階程度的團隊,目的是讓學員熟習管弦樂合奏。梁建楓憶述:「有一天,我收到香港青年交響樂團A團的取錄信。收到通知信,得悉自己成為香港青年交響樂團A團團員的一刻,是我人生中最感激勵的時刻。令我足足開心了一個月。那時我還不懂反應,後來才知道,這對我而言非常重要,也達成了我在樂團演出的夢想。我把這封信裝裱起來,時至今日仍好好保存。」梁建楓回想,原來他在音樂方面的滿足感和自信,就是在樂團建立出來的。

對梁建楓來說,擔任小提琴首席不僅要有好的演奏技巧,與人溝通亦很重要。「可以說,我用於與指揮和團員溝通的時間,比演奏和練習所花的時間還要多。我清楚知道這些溝通技巧,或多或少是在音統處受訓期間學到。」他認為個人成長環境對掌握溝通技巧十分重要。「我常常勸告我的孩子和學生,不要把自己關起來練習,要走出去室樂或小型樂團演奏,因為在人與人的互動下,音樂才有思想,不再單單是連串的音符。」現在,他除了擔任香港管弦樂團第一副首席外,還身兼拔萃女書院表演藝術總監。在領導學生樂團時,他不斷鼓勵學員要與其他人互動。「學生樂團訓練不單是一項課外活動。音樂需要交流,要走出去。不論是走出學校還是走出香港,都要把握機會交流。通過交流,學習音樂會變得特別容易。」

梁建楓已實現夢想,成就備受肯定,曾於2015年獲香港藝術發展局頒發香港藝術發展獎—年度最佳藝術家獎(音樂)。他認為音樂與思考息息相關︰「演奏要顧及音準,又要做好節奏;既要有好的音色,又要保存作曲家的風格,當中涉及大量思考,就連所需的身體協調也相當多。音樂正好為我們的腦袋提供良好的訓練。」

龍向榮博士 (香港青年交響樂團敲擊樂前首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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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r Lung Heung-wing

龍向榮博士的音樂路始於六歲時。當年他開始跟隨姨母學琴,姨父是著名音樂教育家兼指揮家葉惠康博士,葉博士邀請他參加當時新成立的香港兒童合唱團。「我小時候的嗓子就已經似一頭老牛!於是葉博士着我試試學木琴。當時香港沒有敲擊樂老師,所以我主要還是彈鋼琴,木琴只是玩票性質。」1977年,龍博士進入當時的香港浸會學院進修音樂,恰巧音樂事務統籌處在同年成立。「音統處成立後,頒發獎學金給六位香港年輕樂手前往英國的音樂學院受訓。我很幸運是獲選的其中一人,也是當中唯一的敲擊樂手。」

1979年,香港青年交響樂團赴海外演出,龍博士獲邀回港隨團演出。「我很榮幸當時能擔任首席,負責演奏米堯的敲擊樂協奏曲,隨樂團前往英國和法國表演。」後來他先後在英國和美國取得碩士及博士學位,回港後任職香港管弦樂團首席敲擊樂手至2003年,繼而創立香港敲擊樂中心。創立香港敲擊樂中心的原因是他看見敲擊樂這個龐大的世界。「音樂的世界很大,敲擊樂尤其如此。學得愈多,愈發覺自己的不足,所以我們應保持謙卑,不斷學習。」龍博士既是獨奏家,也是教育工作者,最近還製作新樂器。龍博士獲台灣著名藝術家朱銘邀請,參與以塑膠為主題的裝置藝術展覽。他的展品在2013至2014年間在朱銘美術館展出,為期半年,龍博士說:「忽然間我成為了視覺藝術家!」音樂帶來的,就是終身學習之路。

龍博士認為,學音樂不一定要成為音樂家,音樂讓人在生活中找到悅耳的聲音,這是一種享受。「學鋼琴要先讀譜,有一定的學習流程。我教敲擊樂卻可以讓學生敲打樂器,先由享受開始,不必讀譜。當然我們會想一些口訣幫助小朋友記憶,令他們覺得好玩,進而學些複雜的節奏,這時才開始記譜。」龍博士認為,學音樂不一定由理論開始,而是先讓身體和耳朵感受聲音,享受音樂。「這種教學方法,不論是教授兒童初班還是成人班,同樣適用。」

與眾同「樂」,是音樂另一吸引之處。「從事音樂是全世界最『筍』的工作;與學生觀眾分享音樂,是無比的享受,因為音樂帶來的不是金錢上的滿足,而是精神上的富足。開心不是個人的事,而是與人分享:那種和別人興歌作樂的樂趣,是其他工作無可比擬和取替的。」

梁寶根 (音樂事務處前學員及導師、香港青年交響樂團前團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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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ames Leung

梁寶根在1979年參加音樂事務統籌處的器樂訓練班,在此之前,他已經是學校樂隊的活躍成員。「那時我讀中四,學校找了一些喜愛音樂的同學和一些教樂器的導師,在學校開辦樂器班。我先學巴松管,但中五畢業後,便無法繼續學習。在導師推介下,我到音統處受訓。」之後,梁寶根先後加入音統處不同的地區樂團,其後加入香港青年管樂團。後來他受聘於音統處,既要教授樂器,又要負責管理樂譜。

在音統處工作,為梁寶根打下扎實的音樂基礎。「當時的合奏樂譜,須抄寫成分譜,再分發給團員演奏。抄譜時須動腦筋,有時須看音域是否準確,有時須移調。更重要的是,這些工作必須在很短時間內完成。剛編好的總譜,三日後便會用作排練!寫譜快,讀譜快,也是逼出來的,中西樂器的不同特性,我一下子變得瞭如指掌。」

這對梁寶根日後的工作,無往而不利。他擔任香港警務處音樂總監多年,帶領警察樂隊步操和演奏。他幾乎出席過所有與香港有關的重要場合,並率領樂隊前往海外演出和交流。對梁寶根而言,擔任警察樂隊總監的心境,與其他音樂家的心境分別不大。「誠然,警察樂隊屬紀律部隊的一部分,因應工作需要,模式與正規樂團不同。我們須要嚴格遵守紀律,排練的方式與分部亦有不同,管理模式當然也有分別。不過,在音樂演奏方面,與其他樂隊一樣。我們在選曲方面當然有一定的限制,不能隨喜好挑選儀式上演奏的樂曲。但在適當的時候,我們仍可演奏喜愛的音樂。」他笑說,要成為紀律部隊成員,並非特別困難;梁寶根跟其他警司一樣,投考警察時也曾接受警察學校的嚴格訓練。體能鍛鍊、法律知識、警察通例、槍械運用等,都得通過考核,方可投身警隊。「日曬雨淋,對我們來說是常事;在典禮上我們要精神抖擻,不容半點倦容。幸好我的隊員體能不錯。」當警察樂隊總監,一點也不容易。

訪問當日,梁寶根正與樂隊一起,為黃竹坑警察訓練學校結業禮會操準備。雖然只是排練,但對於樂隊隊員以至畢業學員,以及步操的所有細節,長官都一絲不苟。「在真正的結業禮上,他們會穿着整齊的禮服!」在炎熱的操場上步操,他們可真耐力驚人。

梁寶根認為,音樂對個人發展有莫大裨益。「音樂訓練對小朋友來說是很好的紀律訓練。要做好音樂,就要在練習方面下功夫。練習有功,就會有好音樂;付出努力,就會有成果;演出成功所帶來的滿足感,是其他東西無法取代的。」音統處除了給梁寶根打好根基,還讓他認識到一班音樂同路人。「音樂講求合作和默契。但凡學音樂的人,都應該加入樂團。」當年許多一同參加樂團的朋友,現在都是他的摯友,他很珍惜這些建立多年的友誼。

伍卓賢 (香港青年中樂團前笙首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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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g Cheuk-yin

伍卓賢現為音樂創作人,也是跨界樂隊SIU2的發起人,「一舖清唱」的聯合藝術總監。他同時涉獵中西樂,創作的音樂類型甚為多元—中西管弦樂、無伴奏合唱劇場、香港流行曲以至跨界音樂。身為笙演奏家和樂隊鍵盤手,伍卓賢經常隨不同樂團演出。他的音樂歷程是從音樂事務處開始。

「我九歲加入音樂事務處,演奏中樂之餘,也學習西樂。我本身是吹笙的,後來與朋友組樂隊彈琴時,聯想到把這兩件樂器放在一起,於是萌生了組成SIU2的念頭。」

SIU2的獨特之處,在於採用多種中西樂器。伍卓賢努力把這些樂器融入樂隊。他表示:「創作音樂時,我既希望中樂演奏者感到舒服,也希望西樂演奏者可以理解整件事情。每件樂器的特性和色彩均有所不同,怎樣令樂器顯得不突兀或格格不入,就得花很多心思。」

「如果我不是在音樂事務處學吹笙,肯定不會有今日的事業發展。」伍卓賢對音樂和創作的理解,可以追溯至昔日在音樂事務處受訓的經驗。「在音樂事務處樂團的合奏經驗,對我相當重要。我在這學中樂,與朋友組歌,這改變了我對中樂的看法。」音樂事務處每年舉辦的音樂營,是伍卓賢最喜愛的活動之一。「參加音樂營的中樂團,可以認識到不少學中樂的朋友。營內還有合唱團和管弦樂團,因而可同時認識其他音樂人。除了認識朋友外,我也有機會真正認識和接觸不同種類的大型合奏音樂。」

伍卓賢創作的樂曲豐富而多元,曾獲香港藝術發展局頒發 2011香港藝術發展獎—年度最佳藝術家(音樂),並於2009年及2013年分別憑無伴奏合唱劇場《石堅》與雙笙協奏曲《在這城崩壞之前》獲香港作曲家及作詞家協會頒發金帆音樂獎—最佳正統音樂作品。音樂不單體現了伍卓賢現在的成就,更賦予他人生的動力。他總結說:「更重要的是,這是我在音樂路上繼續前進的動力:我並非純粹為完成父母的心願,而是我在這裡找到一班喜歡音樂的朋友,大家一同開心學習。」

古星輝 (香港青年中樂團前團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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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enny Koo

古星輝擅於演奏多類胡琴,他對中國拉弦樂器的認識,始於音樂事務處。他說:「我翻查自己在音樂事務處的成績表後,才記起我第一件學習的胡琴樂器原來是高胡,那大概是初中的時候。後來我也學習二胡和板胡。加入樂團後,我接觸到不同的胡琴。」古星輝喜愛胡琴,原因是胡琴的琴音近似人聲,就像唱歌一樣。「胡琴只是沒歌詞的歌,能表達細緻的感情。不同的胡琴,代表不同民族的風格,當中十分有趣。」

古星輝謙稱自己在音樂方面算不上很有成就。他表示:「時至今日,我仍保持『玩』音樂的心態。」回想當年在音樂事務處學習,他指出,除了學習樂器外,還有很多配套活動。「比如樂理班、聽音訓練、考級試、音樂營、中樂同樂日、音樂節等。我對音樂的興趣愈來愈濃,自然變得更為主動。考試課程以外的,也會偷偷學習。若純粹為應付上課和考試,學習課程範圍內的樂曲便已足夠,但我們想有更多進步,於是不僅花時間練習,還會自己發掘其他學習材料。」

樂團之間的切磋,對古星輝而言是另一挑戰。「中樂同樂日是所有地區中樂團每年一度聚首的日子,同樂日有遊戲、小食,還有匯演。我們在同樂日中可觀摩其他學生的演出。」古星輝坦言,觀看其他人演出,當中涉及良性競爭。「匯演活動既刺激,又富競爭意味,參加者互相觀摩切磋,大家均盡情投入其中。」

他表示,在音樂事務處學習的時候,認識了很多音樂大師,眼界因而擴闊。「我曾經接觸一種名為墜胡的樂器,這樂器的琴頸像三弦,但琴筒和發聲原理卻與二胡一樣,這樂器實際上是三弦與二胡的混合體。結果我請三弦老師教我左手按弦,並向老師張羅特別的弦線,又同時學習音階等。」這雖是當年音樂營的經歷,但對古星輝來說意義重大。「儘管當時年少,但仍找到掌握新事物的方法,那是一種無師自通的經驗。」古星輝不單從中掌握學習音樂的方法,也發掘到追求知識的路徑。「音樂不僅是一種興趣,還是一種終身信仰;音樂伴隨你的人生,是開心快樂的源頭。」

古星輝現時是胡琴演奏家,也是中樂團體「竹韻小集」的理事會司庫和電訊公司總監。音樂讓他學會發掘知識的方法,也是他追求知識的原動力。他總結說:「音樂事務處為我發掘知識,建立基礎,這對我日後了解音樂以至接觸其他新事物,都有莫大幫助。」

蔡立德 (音樂事務處前學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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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oy Lap-tak

「四年級時,音樂事務處的導師樂團來學校表演,我趁機報名,從五年班開始參加音樂事務處的敲擊班。」童年時的蔡立德,與很多小朋友一樣,會找諸般藉口躲懶;學敲擊的男孩更是「坐立不定」。「貪玩而又不練習,經常跟媽媽說不願上課。開始時,學習進度並不理想。

但幾年之後,蔡立德加入了樂隊,一切變得不一樣。「起初還是玩得不好。但當時的指揮白榮亨先生很耐心指導我們。我那時才發現,與朋友一起演奏,原來是十分有趣的!我明白到必須多練習和自我鞭策,演奏技巧才會進步。」

蔡立德坦言自己在學習上較慢熱,但憑着對敲擊樂的熱情,他願意努力練習和克服困難。「自己獨個兒練習,快與慢,理不出什麼頭緒。但合奏卻帶來新視野,原來這節奏是跟小號的,跟弦樂時,敲的聲音應有所不同,而成功的合奏,就像玩集體遊戲一樣,過程十分愉快。」

蔡立德認為,在邁向音樂專業的路上,演出甚為重要。「只有面對觀眾表演,才能真正學會演奏;演奏所需的即時反應,要經過多次演出,方能領略。音樂事務處為學員提供很多演出機會,而且經常在不同場地演出。每個場地的音響效果均有所不同,我們須因應情況作出調校。」每次表演都帶來新刺激,藉着表演,可不斷改進自己的演奏技巧。「教學時,我會觀察學生的問題,同時會自我反省,思考如何在下次演出時做得更好。」

對於現時的成就,蔡立德感謝音樂事務處引領他投身音樂專業。他曾在香港管弦樂團、香港小交響樂團、澳門樂團,以及不同的樂隊擔任敲擊樂手,活躍於敲擊樂演奏和教學。儘管如此,蔡立德仍然認為一旦走上音樂的路,便要不斷進步。「敲擊樂的世界很廣闊,技巧不斷變化。世界上有各類音樂,知識可謂沒有盡頭,所以我只能不斷學習。」不過,他仍然樂在其中。「玩音樂十分開心」蔡立德總結說。

羅芷盈 (音樂事務處青年合唱團前團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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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oyce Law

羅芷盈自小參加學校合唱團,讀中三時,老師向同學介紹音樂事務處的香港青年音樂營。本着不妨一試的心態,羅芷盈自此便與音樂事務處結下不解之緣。當時,羅芷盈與一位好朋友一同報名參加音樂營合唱團,可是只有她獲選。她曾想放棄參加,但在營前排練時發現其他團員的歌唱水準超卓,令她大感驚訝。「他們都很喜愛唱歌,而且水平相當高。」她因而鼓起勇氣繼續參加音樂營,後來更參加了音樂事務處青年合唱團,遇到來自不同背景的團員,羅芷盈逐漸發覺自己更熱愛合唱。「合唱不是個人的事,而是大家一同下功夫,同心合力才能唱出和聲,唱出動聽的樂曲。」

認識到志同道合的朋友,令羅芷盈知己知彼。「我在音樂營時經常練習至喉痛聲沙,不時帶備喉糖,但我發現其他團員根本不需要喉糖,這讓我明白日常訓練和練習的重要。」羅芷盈特別提到當年音樂營的合唱指揮李菁,對她影響深遠。指揮李菁讓她明白,合唱不僅是一門藝術,讓所有團員朝着同一目標邁進,也體現堅毅的精神。「我原本在大學修讀言語治療,開始工作後,對合唱的熱情卻絲毫不減。於是我想,我是否應該走音樂的路?後來我回到大學修讀聲樂。」

指揮李菁同時也教導羅芷盈學習的方法。「指揮在排練時很清晰地為團員設定目標。目標達到後,大家便快樂地結束練習。後來我發現這並非李菁獨有的習慣,很多指揮也會為團員設定清晰的訓練目標,引領大家一起達標。這對我自行練習,到後來帶領別人練習,都很有啟發意義。」另一位對她有所啟發的指揮,是音樂事務處高級音樂主任區雁珠博士。「區博士對團員很有耐性。音樂其實是一種藝術,需要一份執着,什麼是好,有一定的標準。她會耐心教導我們,引領我們達到目標,而並非純粹嚴格要求我們達到水準,這與我之前的學習經驗完全不同。」羅芷盈因而意識到,音樂家所追求的,不單是卓越的藝術造詣,而是感染他人的品格和修養。

羅芷盈認為,聲樂就是以自己的聲音,真摯地表達自己。「起初我們的聲音或許需要琢磨。學習聲樂後,聲音會變得更漂亮,有助表達自己的想法,進而感動觀眾。」身為合唱團指揮兼聲樂家,羅芷盈一直朝着這目標邁進。

何培基 (音樂事務處合唱團前團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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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o Pui-kei

何培基於1992年參加音樂事務處兒童合唱團,其後加入音樂事務處青年合唱團。他自小接觸合唱,但直至加入音樂事務處合唱團後,才確認自己須認真學習音樂。何培基說:「合唱團每星期定時排練,來自不同地方的團員聚在一起。團員一起排練,朝着同一目標邁進,責任感油然而生,務求攜手做好一件事。」

他認為音樂事務處造就了環境,讓人喜歡音樂。第一次參加合唱團訓練,是11歲的時候。「當時我走進音樂事務處的旺角區音樂中心,感覺就像踏入了另一個世界。這裏的人很專心,為音樂努力,無須顧慮其他事情。」每位合唱團團員心中都只有一項任務,就是盡力做好自己的音樂。他對獲選為最優秀合唱團團員,印象尤其深刻。「指揮公開地說,看見我在合唱團中成長,不僅在音樂方面,待人處事方面也不斷進步。」

起初參加音樂訓練,是基於對音樂的興趣和喜愛。但時間愈久,喜愛變成熱愛,繼而變成主動追求進步。何培基在合唱團認識的一班朋友,成為了他最好的朋友。「合唱不是個人的事,大家必須齊心合力,花盡心思,才會有理想的演出效果。」儘管何培基現時沒有從事音樂工作,他每年仍會與一班舊團員在周年匯演中演出。「每年我們一班舊團員聚首參與演出,機會難得之餘,亦使我們憶起當年如何共同努力。」

何培基在時裝界工作,音樂事務處青年合唱團現時的團服,原來也是他的設計。「以前的團服,男女團員的煲呔(即領結)都是一樣的,在男團員心目中,煲呔的蝴蝶結總有點女性化,於是我主動建議由我來設計男團服的煲呔。這個提議在當時算是很大膽,結果我的設計獲得採用,沿用至今。我覺得視覺上,這比較好看。」

音樂為何培基帶來不少體會。「儘管我今天並無從事音樂工作,音樂仍然融入我的事業。我覺得選擇音樂這條路,相當值得。」更重要的是,音樂讓他感動。「我不時會一邊演出一邊流淚,因為音樂實在太動人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