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口述歷史 - 孫治平先生訪問初記

香港浸會大學歷史系

李金強博士

孫治平先生（1913-2005年）為孫中山先生的嫡長孫。其父孫科（1891-1973年）早年跟隨孫中山奔走革命，歷任黨、政要職，官至廣州市長、行政、立法、考試三院院長、國民政府副主席。治平先生於1949年後南下香港，以商賈謀生。至1965年，隨父返回台北定居，然經常來往台、港兩地。2003年6月8日在香港歷史博物館安排下，筆者得與治平先生會面，並於北角海逸酒店進行兩次口述歷史，訪談其生平，並及孫中山一家活動的親聞目睹。時治平先生已達90歲高齡，然憶述往事，娓娓動聽，言談間流露自然謙沖的平實性格。至2005年4月6日竟然離世往生，殊足令人感念。去世前曾以孫中山長孫而獲任台灣總統府資政，並為香港即將成立孫中山紀念館的顧問。本文即為治平先生兩次口述歷史中有關其個人生平部分，現整理縷述如次，以茲紀念：

李：請介紹您自己。

孫：我12歲的時候，祖父孫中山過世。大約3、4歲的時候，跟他相處了一段短時間，因年幼不大懂事，只知道稱呼他為「阿公」。我們兩兄弟均在美國出生。我於民國2年（1913年）11月出生。先父當時在加州大學讀書，畢業後轉往紐約哥倫比亞大學繼續升學深造，並於美國跟我母親（陳淑英）結婚。我的母親是檀香山華僑，於檀香山長大，二人於檀香山認識。我出生後一年半，民國3年（1914年）初我弟弟也出生，均生於柏克萊市的醫院。當時同由一位美國女醫生接生，其丈夫也是醫生，日後去柏克萊讀書，兩人曾請我們兄弟飲茶，只有他們知道我們二人的底細。而我父親往紐約深造之際，母親帶同我們兄弟二人返檀香山娘家，當時大約2、3歲。

民國成立後，母親帶我們返國，父親已先回去，大約是3歲，坐船返國。起初，居住在澳門，與祖母盧太夫人一家同住。跟堂兄（孫眉之子孫昌）兩房同居一古老大屋，後搬去一兩層的澳門式洋房，即現今國父紀念館所在地。大約1928年澳門火藥庫發生爆炸，當時葡萄牙人的兵房位於洋房對面，兵房後山即為火藥庫。爆炸過後，發現通往二樓的樓梯嚴重移位離開了牆，上落非常危險，遭到結構性損毀，被迫拆除，重建成今天的國父紀念館，紀念館前皆空地，現在成為馬路。

我小時候曾入讀書塾，搬到澳門後入讀小學，名稱記不起。直到父親當廣州市長之際，我們一家遷往廣州東山，我亦轉往培正小學就讀，當時兩個堂兄孫滿、孫乾則在培正中學讀初中，我們兄弟二人讀小學。他們二人寄宿，我們兄弟則住在家裡，有專人接送上學、放學。在澳門居住期間，祖母盧太夫人逢星期日必帶同我們二人前往白馬巷浸信教會上主日學，初期聽到莫名奇妙，不太明白，至廣州讀書，開始有認識。

北伐時期（1928年），祖父已過世，我們二人隨軍北上，當時大約為初中時期。寧漢分裂時，於漢口住了約一年，當時請私人任教習，專為國民黨子弟服務。及後前往上海，於滬江大學附中入讀初中一，只讀了一個學期左右，便返回廣州。回憶讀書情況，從未在同一間學校就讀三年以上，大學情況亦如是。返廣州，仍住東山，入讀嶺南初中三及寄宿，後往培正入讀高中。初中三年級時，因身體不好，母親決定不去寄宿，住在家裡，在培正高中畢業。當時兩間學校均在廣州是數一數二，不少港人及華僑子弟入讀。有一部份同學知道我的身份。老師也知道，但沒有任何優待，跟其他人一樣。及後，前往上海聖約翰大學讀文科，至大三時日本侵華，當時大四才選系，未及選系已被迫停學。七七盧溝橋事變，時我身在香港度暑假，半年沒讀書。我曾協助青年團籌款，並請醫生從軍，因當時軍醫嚴重不足。當時組織了三隊，隨軍北上。至組織第四隊時，我已離開香港，再沒有聯絡，前往美國入讀加州柏克萊大學。大學要求重讀大三，後來一名老師得知我的情況，建議我跟教務長商討，爭取承認上海聖約翰大學所修的學分。當時剛好上海聖約翰大的章程在手邊，科目包括大一至大四，聖約翰大學大部份課程均有美國人授課，只有中文除外，由中國人教，經再三商討，終於承認於聖約翰大學大三第一學期所修的學分。再修讀一個學期大三，便升上大四修讀政治經濟。加州大學畢業後，往紐約大學修讀政治經濟學碩士。當時不少紐約大學的經濟學系教授於華爾街工作，日間工作，夜晚授課，都是著名的教授。我的碩士論文題目是關於中日戰爭關係。撰寫畢業論文期間，碰上珍珠港事變，海空交通停頓，因此畢業後未能返港，碩士論文曾交出版社，可惜不能出版。

當時生活有點困難，身在重慶的父親，吩咐外交部安排我進入中國駐紐約領事館擔任隨習領事，月薪100多塊美金。其時，弟弟尚在美國加州柏克萊大學修讀碩士。珍珠港事件前，我兩個妹妹穗英、穗華從歐洲來到美國大學就讀。假期的時候，我會飛往加州跟弟妹團聚。

抗戰期間與宋子文保持聯繫。當時大使館設於美國華盛頓，身為外交部長的宋子文亦在美國，我則身在紐約。美國提議組織聯合國，盟國成員於舊金山舉行成立會議。宋子文點名吩咐我以中國代表團的秘書身份一同前往。與會期間，顧維鈞的兒子，當時已考取博士學位，亦同為秘書之一。顧維鈞英文極佳，被任命為團長。有一次，有重要文件送往華盛頓駐華大使館，自告奮勇，遂以聯合國代表團名義向航空公司買機票，由我坐飛機負責送往華盛頓，恐怕遺失文件，至為緊張。當時中國為聯合國五強之一，中文是官方語言，因此開會期間中國代表團全以中文表達，即時傳譯成各國語言。

抗戰勝利後返國，辭去外交部職務，不想做官，往上海做生意。1949年後夏天離開上海，轉往香港從事出入口貿易。當時從上海銀行行長的消息中得知共軍推進，已進入浦口，不久直入南京，並派先頭部隊前往蘇州。此時，身為行政院長的父親聽從老總統蔣介石命令撤往漢口，後再南撤。政府一部份向廣州撒，另一部份撒往海南島。我亦隨同南下，乘最後一批行政院專機往廣州，再轉往香港，約於1949年8、9月間隨父母親到港。父親於1949至52年間亦留在香港，後乘法國船往歐洲。我則留港做生意。1965年孫中山百年誕辰紀念慶祝，父親應台北之邀出席，由美國坐飛機先往東京，至東京與駐日大使魏道明見面。而我夫婦二人亦飛往東京與父母會合，一同遊覽東京，並拜訪當年與孫中山革命有關係的人。遊覽祖父曾到過的地方，更前往神戶孫中山紀念館參觀。其後更與該紀念館保持聯絡，不時寄來有關刊物，並邀請出席孫中山紀念活動。之後轉往台北出席紀念活動。1965年10月末抵台北。活動後老總統提議父親留台居住，父母本想返美，最後留台，父親並被委任為考試院院長，我亦結束香港事業留台。而我在朋友介紹下，與來台的上海人、寧波人一齊做生意。政治參與方面，我曾擔任國民黨中央委員會常委及後補委員。但我對政治興趣不大。

李：你對當時香港的印象如何？

孫：小時在廣州讀書，每一年，或隔一年都來香港度假，曾於淺水灣游泳，當時甚少人游，故不穿游水衣，十分爽，游得特別快。城市建設比廣州先進、洋化，但比不上上海繁榮。上海較大，人口較多，當時香港車輛也不多，沒有多少間巴士公司，汽車過海，都坐油麻地火船，沒有隧道。我在港做生意，多與嶺南同學來往，嶺南大學不少同學來自先施、永安、新新、大新等百貨公司的後人，上述公司均是中山人所開。而母親跟我們來港時即住在永安百貨所屬的酒店。

2005年3月23日於甘棠第舉行了孫中山紀念館的榮譽顧問會議，會後各榮譽顧問拍照留念。後排左起：梁潔玲館長、李金強博士、陳特楚議員、陳捷貴議員和丁新豹博士。前排左起：吳倫霓霞教授、孫治平先生和陳守仁博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