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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題文章

 

紅香爐與紅香爐天后廟

前香港歷史博物館總館長
丁新豹博士
1999年

 

在英國人的認識中,香港就是香港島的總稱,無論文獻記載,以致繪製的地圖皆如是,英國人佔領港島後,香港便順理成章地成為全島的官方總稱。但在此之前,在中國的官私文獻中,香港指的是全島一隅的香港村,即目下黃竹坑一帶地方,文獻在提到香港島時,往往羅列出島上村莊的名字:大潭、裙帶路、赤柱、紅香爐、筲箕灣、黃泥涌、薄鳧林,但卻沒有一個統一的總稱。正因如此,在鴉片戰爭時期中英雙方代表琦善和義律在商議割讓香港時,便曾就"香港"的定義問題引發過一場爭論。1

 

"紅香爐"曾是香港島的總稱
在上述芸芸的地名中,"紅香爐"曾被用作香港島的總稱。萬曆年間(1573-1620)郭棐編撰的《粵大記》所附海圖,標示了港島上七條村的名字,其中包括香港、筲箕灣、赤柱、大潭、黃泥涌等,說明了在明代,港島上已有多條村落。編撰於清初復界後的杜臻的《閩粵巡視紀略》,記述了港島上多條村莊受到遷界的影響,復界後已先後恢復;康熙廿七年(1688)靳文謨編的《新安縣志》,提到黃泥涌及香港村,但均不見"紅香爐"之名。2據知"紅香爐"一名,首見於王崇熙:《新安縣志》〈兵制條〉;阮元在道光二年(1822)編的《廣東通志》指出:

 

"紅香爐水汛:在本營西,水程二百九十里,下至大鵬山砲台,水程一百一十里,千總一員,外委一員,該汛兵丁撥配米糧巡洋。3

 

紅香爐汛創設於何時,論者皆說是乾嘉年間,但確切年份不詳。但陳倫炯著的《海國聞見錄》的沿海圖中,標示出"紅香爐山",按位置論,應為香港島無疑。查陳倫炯自幼隨父出征,對東南沿海形勢熟悉,復擢為東南沿海副將及總兵,其《海國聞見錄》,是按他搜集的沿海形勢資料及海防策略集編而成,於乾隆九年(1744)刊行4,可說明"紅香爐"一名,至遲於乾隆年間已出現,而且已是整個島的總稱。王崇熙的《新安縣志》(1819)記錄了新安縣治下的村落,並無"紅香爐"之名,但此書附錄的海圖,卻把紅香爐及赤柱,標示為兩個島嶼。5此圖似偏重於沿海海防建置,而紅香爐及赤柱均為港島上的汛站6,故圖中特別標出兩汛站的名字與位置。反觀陳倫炯的海圖有"紅香爐"一名,亦可能因為要突出紅香爐汛的戰略地位,陳倫炯長年於軍旅中生活,對海防建置格外關注,理所當然。

 

文獻中有關"紅香爐"之記載
現存海外博物館和圖書館的多幅海圖,都標注出"紅香爐山"或"紅香爐汛"以作為香港島之稱謂,如現存巴黎法國國家圖書館的"《廣東沿海圖》,可能摹自嘉慶年間繪製的地圖,"香港"二字未出現,而標上"紅香爐山";現存大英圖書館的《廣東沿海圖》,內容和形式與上圖相近,也是標上"紅香爐山";而另一幅巴黎法國國家圖書館藏的《粵東洋面地圖》,可能是以陳倫炯《海國聞見錄》所附海圖為藍本,"香港"標於"紅香爐"之左下方,紅香爐島上畫上營汛標誌。7

 

這種以"紅香爐汛"或"紅香爐山"作為香港島總稱的習慣,顯然是紅香爐設汛後開始的,陳倫炯的海圖標出"紅香爐山",其摹本或派生本便蕭規曹隨,依樣胡蘆。晚至同治三年(1864)編的《廣東通志》的海圖,仍以"紅香爐汛"為港島之總稱8,此書成書時,上距英國割佔香港已有22年,所有原來軍事建置及駐兵早已撤走,但仍沿用舊稱,一方面可反映出國人對繪製地圖不重視,不認真,祇懂抄襲模仿,不肯作實地勘測或時加修訂,另一方面也說明了紅香爐在地圖上作為香港總稱,顯然與紅香爐汛分不開的,清代海圖,往往突出汛站所在,到後來,便索性以汛站名稱作為該島之總稱。

 

必須指出:據中國文獻記載,紅香爐祇是汛站,不是村莊,所以王崇熙的《新安縣志》所列村莊並沒有紅香爐之名9,但汛站還是有駐兵的,閩浙總督顏伯燾(?-1855)在道光廿一年(1841)的奏摺中說:

 

"香港為商船內駛必由之路,其島曰紅香爐,上有營汛居民,並非偏僻小島可比。"10

 

又英人佔領香港島前,英軍司令伯麥(Commodore J.J.GordonBremer,1786-1850)曾照會中方大鵬營協鎮賴恩爵將軍,促"速將該島全處所有貴國官兵撤回"11,可證明港島上一直有營汛駐兵,直至英軍登陸前才撤離。

 

據1841年5月15日《香港轅門報》(Hong Kong Gazette)所載香港島在開埠伊始時的人口分佈情況12,島上除去已無人居住的廢村,共有16條村,其中包括了"紅香爐",有居民50名,是一條小村,論人口,它排在赤柱(2,000),筲箕灣(1,200)、黃泥涌(300)、香港村(200)、亞公岩(200)、石澳(150)、土地灣(60)之後,而在掃桿甫(10)、西灣(30)、石塘咀(25)之上、與群大路相同。查歌連臣上尉(Capt Collinson)於1845年繪製的香港地圖,大坑一帶沿著注入銅鑼灣海旁的水坑(大坑即以此得名)盡是稻田13,可以想見,紅香爐的人口實則上應包括了大坑住民在內。開埠前後,紅香爐這個原來的汛站終於成為一條村莊了。居民有黃、張、李、朱、葉等姓,都是客家人。到1911年,大坑的人口已增至1,57414,但紅香爐的名字,卻漸漸湮沒無聞。

 

"紅香爐"名字之傳說
紅香爐一地因何得名,一個說法是:

 

"有一天,海面上有一個大香爐被水沖到岸也來,被當地鄉民和漁民發現,便將香爐撈起。漁民和鄉人,認為這香爐一定是天后娘娘送來此地的,便叫人上香奉祀,和在該處建一小廟,用這個香爐來上香,由於靈驗之故,廟貌便發展起來。"15

 

另據銅鑼灣天后廟戴姓廟祝所述,該廟乃其族人所創建,戴姓族人來自淡水的客家人,先居蒲崗。據說,其族人常渡海至港島沿岸割草,一次於岸邊發現一天后像,乃於發現地點興築一簡陋神龕予以供奉,後來香火漸盛,廟宇乃擴建云…..。16上述當然是神話傳說,但紅香爐傳說與紅香爐一地及紅香爐天后廟,顯然有千絲萬縷的關係。

 

據約翰斯頓(A.R.Johnston)的記述,開埠時,港島上已有多間廟宇,其中規模較大的是:赤柱天后廟、香港仔的天后廟、鴨婣洲的洪聖廟及紅香爐天后廟17A可知紅香爐天后廟肯定在殖民地時代之前已存在。

 

紅香爐天后廟
紅香爐天后廟創廟於何時,今不可考,但按廟宇一般發展規律,多從簡陋的神龕開始,善信漸多,香火漸盛,便由善信集資興建一所廟宇,供奉神祇,香客日眾,廟宇變得狹窄,不敷應用,再由善信揮金擴建,紅香爐天后廟,正經歷了這條發展軌跡。

 

要追溯紅香爐天后廟創廟年代,發展過程,須從廟內文物-特別是碑記入手18,現存廟中年代最早文物是乾隆十二年歲次丁卯(1747)的鐘,是由船伕所捐贈,但鐘上並無註明是否為此廟鑄造,故此它是否紅香爐天后廟之原物無從稽考,但按廟內現存最重要的文物及資料來源:同治戊辰(1868)的碑記所記述,該廟在道光甲辰(1844)曾重修,重修後的廟宇,仍屬"狹隘之形",則可推知未重修前,即1844年以前的規模是較小的。廟前的石獅,刻有"興邑刁爵"字樣,是道光廿五年(1845),即第一次重修後翌年奉贈的。同治七年(1868),即距第一次重修24年後,紅香爐天后廟進行了第二次的重修,這一次重修,"蒙闔港水陸商民人等,揮金相助",規模宏大,奠下了目前所見的規模。同治戊辰的重修碑記,不單記述了該廟重修之原委,還附有詳盡的捐者芳名,不單是研究該廟歷史珍貴的第一手史料,它對於探討19世紀中葉香港華人社會也甚具參考價值。

 

從碑記所錄的捐者芳名,我們可以知悉紅香爐天后廟是19世紀中葉港島上最重要的廟宇之一,具體分析如下:

 

碑記上說該廟重修,"叨蒙闔港水陸商民人等,揮金相助",而從碑記中的善信芳名觀之絕非誇大。碑文所錄捐錢資助紅香爐天后廟進行重修的善信連公司共1,418名/間、籌得善款共4,483.5圓,無論從善信數目,以至所籌金額來說,均為當時全港廟宇之冠。

 

闔港水陸商民人集資重修紅香爐天后廟
細讀碑文中所列商號芳名,如恒豐行、合興行、永祥順、元發行、得美行、廣福利、泰豐順、建南號等,均為當年香港最具規模的南北行莊。其中除建南號(為嚴道南所有,嚴氏在東華醫院落成典禮上宣讀禱文,是華人領袖之一)外19,餘均為潮籍商人,曾資助興建廣州潮州八邑會館20。至於其他商號,仍有不少屬於潮籍。雖然此碑所列商號人名眾多,除潮州商號較易識別外,其他的無從推斷其鄉屬,故不能斷言天后廟的捐助人中以潮州人為最多,但捐錢60圓的7間商號裏,已知有5間肯定是潮州人開設的行莊,比例極高,福茂隆捐70圓,為捐款者之冠,推斷可能也是潮福人士所開辦。這反映了潮商的富有及南北行莊在1860年代晚期漸趨蓬勃。查南北行是在1850年代中葉以後發展起來的,在1860年代成為香港華人商業經濟中一股強大的力量21,必須指出:南北行商人組成的南北行公所,正是高滿華、招雨田、陳煥榮、陳春泉等殷商在1868年成立的22,與紅香爐天后廟重修適同一年,遍查港島其他廟宇碑記,包括文武廟在內,都找不到如此眾多南北行商人集資修繕廟宇的例子,這是可堪玩味的。

 

紅香爐天后廟的資助重修善信中,包括兩間業緣組織,即番衣行聯聚堂和石行聯盛堂(他們還捐贈了對聯及石檯),這是香港開埠以後最早成立的行會,惜其名稱只保留在廟宇碑文中,其具體組織性質如何,已不可考。但打石是開埠初期最蓬勃的行業23,其最早成立業緣組織,理所當然。

 

捐款善信,包括了本地的商號、坊眾(黃泥涌村眾)、機構(樂善堂)、貨船(金和豐鵃、金利豐船等)、欄棧(興隆欄、仁安棧等),林林種種,既反映了香港商號日益增多,經濟日趨發達,也印證了重修紅香爐天后廟的確是闔港水陸商民人等集資玉成的。

 

細觀捐款名單,其中還包括了台灣、潮州、澄海、省城、留隍、金山等地的商號和善信,而且為數不少,已超越了本港範圍,此廟宇遠近馳名,可以想見。這也是當時其他廟宇不可企及的。

 

同治戊辰年的紅香爐天后廟的總理和值事,名單中包括了上面提及過的恒豐行、合興行、元發行等首屈一指的潮籍南北商號24,其餘商號及人士中,有四名是姓戴的,這反映了該廟廟祝所指稱該廟為戴姓族人所創建,似不無道理。查該天后廟的業權至今仍為戴姓族人所擁有,1928年通過的華人廟宇條例,規定全港廟宇應由華人廟宇委員會管理,但紅香爐天后廟獲豁免,仍由戴氏族人自行管理,這是非常特別的一個例子。25

 

紅香爐天后廟在華人社會中的地位
在中國傳統農業社會裏,城鎮有社學及學宮可供地方縉紳集會;在鄉村,同姓鄉紳可在宗祠內集議鄉中事務,然而不同姓的鄉村父老,多假土地廟或文武廟集會,廟宇還成為賑米、施藥、敬老、恤孤等福利事業的發起機構;且鄉中訴訟紛爭,都由父老在廟內排難解紛,主持公道。26香港開埠之初,香港政府對華人不干涉政策,華人往往自行處理自己事務27,其中最普遍的一種組織,便是廟宇委員會。1847年興建的文武廟,原是太平山地區華人集資興建的廟宇,1851年擴建後,逐漸發展為上、中、下、西四環坊眾擁有的"闔港文武廟",廟旁的公所,便是坊眾聚會商議地區事務的中心。28在19世紀中葉,香港仔的天后廟、鴨脷洲的洪聖廟、赤柱的天后宮、灣仔的玉虛宮、洪聖廟、筲箕灣的天后宮都是地區坊眾集會的中心29,廟旁設有公所,便是坊眾議事之地。這些廟宇捐款的善信,多是街坊或漁民,修建廟宇的款項,都是集腋成裘,募捐得來的,筲箕灣天后宮光緒二年(1876)重修碑記上所謂"獨念我灣地介一隅,家非萬戶,連年告助,巨款難籌,抑知各共一心,蚨錢難擲"30正是忠實寫照。這些廟宇,帶有濃厚的地區色彩。但反觀紅香爐天后廟,其所在地區,人口不多,在19世紀中晚期,天后廟所在地區,已在維多利亞城範圍以外,相當偏僻,但捐錢重修的善信,既不局限於本區居民,甚至包括香港以外的人,捐款來自各式各樣的行業、商號、機構、行會,而廟宇旁邊沒有公所之設,可知它不屬於街坊的廟宇,其地位在19世紀中晚期的香港,只有文武廟可以比擬。所謂"蒙闔港水陸商民人等揮金相助",沒有半點誇張。從紅香爐天后廟的例子,可見在19世紀的香港,廟宇通過宗教活動是華人社會裏唯一能打破血緣、業緣和地緣藩籬的組織,難怪能長期在香港華人社會發揮著重要的作用。

 

註釋

(1)  參見拙文:(鴉片戰爭時期琦善和義律有關"香港"定義的爭論),發表於"香港與近代中國國際學術研討會",1997年12月,未刊稿。
 
(2)  參考饒宗頤:(港九前代考古雜錄)見《嶺南文史》,1985年2期(1985年12月),頁46、50。
 
(3)  引自阮元:《廣東通志》卷175(經政略)18,(兵制)3,大鵬營及水師提標左營條。
 
(4)  關於陳倫炯的《海國聞見錄》的海圖,詳見哈爾.恩普森著:《香港地圖繪製史》(香港:香港政府印務局,1992年)。
 
(5)  見王崇熙等編:《新安縣志》(嘉慶廿四年〔1819〕刊本精鈔),附圖。
 
(6)  此圖標出了許多軍事建置的所在,凡砲台或汛站,多標上營汛旗杆標誌以作識認。
 
(7)  有關此等現存海外的海圖資料,詳見李孝聰著:《歐洲收藏部分中文古地圖磘錄》(北京:國際文化出版公司,1996年)
 
(8)  見《香港地圖繪製史》,頁30。
 
(9)  同註(5),卷2(輿地略),(都里條)。
 
(10)  引自文慶等(編):《道光朝籌辦夷務始末》(北京:故宮影印本,1930年)卷30,頁17。
 
(11)  見佐佐木正哉(編):《鴉片戰爭之研究(資料篇)》(東京:近代中國研究社,1964年)頁75。
 
(12)  Chinese Repository, May 1841,pp. 287 - 289,有關香港開埠前後島上各區之狀況,可參考James Hayes, "Hong Kong Island Before 1841", Journal of the Hong Kong Branch of the Royal Asiatic Society Vol.24, (1984), pp.105-140. (Hereafter as JHKBRAS)及A.R.Johnston, "A Note on the Island of Hong Kong", Hong Kong Almanac and Directory for 1846 (Hong Kong: The China Mail, 1846). (Hereafter as "NIHK")
 
(13)  見丁新豹(編):《河嶽藏珍:中國古地圖展》(香港:香港博物館,1997年)頁86、87、92。
 
(14)  James Hayes, "Visit to the Tung Lin Kok Yuen, Tam Kung Temple, Happy Valley, and Tin Hau Temple, Causeway Bay, Saturday, 7th November, 1970", JHKBRAS Vol.11(1971), pp.195-197。
 
(15)  引自夏歷(梁濤)著:《香港東區街道故事》(香港:三聯書店,1995年)頁185。此書對於紅香爐汛與紅香爐天后廟之關係有詳盡記述,但指稱紅香爐天后廟原為汛房,則似缺乏証據,流於臆測。
 
(16)  同註(14)
 
(17)  "NIHK";E.J. Eitel, Europe in China (Hong Kong: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3) (1st published, 1895), p.190.
 
(18)  有關紅香爐天后廟之文物,包括同治戊辰碑記,詳見科大衛、陸鴻基、吳倫霓霞合編:《香港碑銘彙編》(香港:香港博物館,1986年)冊1,頁129;冊3,頁666,859,860。
 
(19)  見《東華三院百年史略》,上冊,頁91。
 
(20)  此等商號,除建南號外,均見於潮州八邑會館之碑記,見(香港潮人商業調查概況),載《旅港潮州商會三十週年紀念特刊》,(香港:旅港潮州商會,1951年)頁1-20。
 
(21)  關於1850年代以後南北行之興起,可參考拙著:《香港早期之華人社會1841-1870》(博士論文,未刊稿)第三章,頁336-344;第四章,頁454-468。
 
(22)  香港南北行公所(編):《南北行公所新廈落成暨成立86週年紀念特刊》(香港:南北行公所,1954年)頁23。
 
(23)  有關香港早期之打石行業,詳見羅香林:(香港早期之打石史蹟及其與香港建設之關係),《食貨月刊》1:9(1971年12月)頁459-463。
 
(24)  其中高滿華的元發行是南北行的濫觴,詳見高貞白:(從香港的元發行說起),《大成》117期(1983年8月)頁47-52;118期(1983年9月)頁45-51;119期(1983年10月)頁34-39;120期(1983年11月)頁46-54。(高資政公阡表與高楚香公家傳),《大成》121期(1983年12月)頁50-59。
 
(25) 

James Hayes, "Visit to the Tung Lin Kok Yuen, Tam Kung Temple, Happy Valley, and Tin Hau Temple, Causeway Bay, Saturday, 7th November, 1970", JHKBRAS Vol.11 (1971), pp.195-197.
 

(26)  夏歷(梁濤):(文武廟與香港教育)(香港街坊志)(文匯報)1982年6月18日-7月22日。
 
(27)  有關港英政府早年統治華人的政策方針,詳見註(4)拙論文。
 
(28)  有關文武廟的起源及在十九世紀香港所發揮作用詳見上註。頁181-186;360-363。
 
(29) 

有關資料可參考Carl T. Smith, "Notes on Chinese Temples in Hong Kong", JHKBRAS Vol. 13 (1973), pp.133-139,其中灣仔洪聖廟見同作者的"Wanchai - In Search of an Identity "in Elizabeth Sinn (ed.) Between East and West: Aspects of Social and Political Development in Hong Kong (Hong Kong: Centre of Asian Studies, Hong Kong University, 1990), pp.47-93.
  

(30)  光緒二年(1876)的(天后古廟重修碑記)同註(1),冊1,頁16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