紅香爐與紅香爐天后廟
丁新豹博士（香港歷史博物館總館長）
1999年
在英國人的認識中，香港就是香港島的總稱，無論文獻記載，以致繪製的地圖皆如是，英國人佔領港島後，香港便順理成章地成為全島的官方總稱。但在此之前，在中國的官私文獻中，香港指的是全島一隅的香港村，即目下黃竹坑一帶地方，文獻在提到香港島時，往往羅列出島上村莊的名字：大潭、裙帶路、赤柱、紅香爐、筲箕灣、黃泥涌、薄鳧林，但卻沒有一個統一的總稱。正因如此，在鴉片戰爭時期中英雙方代表琦善和義律在商議割讓香港時，便曾就"香港"的定義問題引發過一場爭論。1
"紅香爐"曾是香港島的總稱
在上述芸芸的地名中，"紅香爐"曾被用作香港島的總稱。萬曆年間(1573-1620) 郭棐編撰的《粵大記》所附海圖，標示了港島上七條村的名字，其中包括香港、筲箕灣、赤柱、大潭、黃泥涌等，說明了在明代，港島上已有多條村落。編撰於清初復界後的杜臻的《閩粵巡視紀略》，記述了港島上多條村莊受到遷界的影響，復界後已先後恢復；康熙廿七年(1688)靳文謨編的《新安縣志》，提到黃泥涌及香港村，但均不見"紅香爐"之名。2據知"紅香爐"一名，首見於王崇熙：《新安縣志》〈兵制條〉；阮元在道光二年(1822)編的《廣東通志》指出：
"紅香爐水汛：在本營西，水程二百九十里，下至大鵬山砲台，水程一百一十里，千總一員，外委一員，該汛兵丁撥配米糧巡洋。3
紅香爐汛創設於何時，論者皆說是乾嘉年間，但確切年份不詳。但陳倫炯著的《海國聞見錄》的沿海圖中，標示出"紅香爐山"，按位置論，應為香港島無疑。查陳倫炯自幼隨父出征，對東南沿海形勢熟悉，復擢為東南沿海副將及總兵，其《海國聞見錄》，是按他搜集的沿海形勢資料及海防策略集編而成，於乾隆九年(1744)刊行4，可說明"紅香爐"一名，至遲於乾隆年間已出現，而且已是整個島的總稱。王崇熙的《新安縣志》(1819)記錄了新安縣治下的村落，並無"紅香爐"之名，但此書附錄的海圖，卻把紅香爐及赤柱，標示為兩個島嶼。5此圖似偏重於沿海海防建置，而紅香爐及赤柱均為港島上的汛站6，故圖中特別標出兩汛站的名字與位置。反觀陳倫炯的海圖有"紅香爐"一名，亦可能因為要突出紅香爐汛的戰略地位，陳倫炯長年於軍旅中生活，對海防建置格外關注，理所當然。
文獻中有關"紅香爐"之記載
現存海外博物館和圖書館的多幅海圖，都標注出"紅香爐山"或"紅香爐汛"以作為香港島之稱謂，如現存巴黎法國國家圖書館的"《廣東沿海圖》，可能摹自嘉慶年間繪製的地圖，"香港"二字未出現，而標上"紅香爐山"；現存大英圖書館的《廣東沿海圖》，內容和形式與上圖相近，也是標上"紅香爐山"；而另一幅巴黎法國國家圖書館藏的《粵東洋面地圖》，可能是以陳倫炯《海國聞見錄》所附海圖為藍本，"香港"標於"紅香爐"之左下方，紅香爐島上畫上營汛標誌。7
這種以"紅香爐汛"或"紅香爐山"作為香港島總稱的習慣，顯然是紅香爐設汛後開始的，陳倫炯的海圖標出"紅香爐山"，其摹本或派生本便蕭規曹隨，依樣胡蘆。晚至同治三年(1864)編的《廣東通志》的海圖，仍以"紅香爐汛"為港島之總稱8，此書成書時，上距英國割佔香港已有22年，所有原來軍事建置及駐兵早已撤走，但仍沿用舊稱，一方面可反映出國人對繪製地圖不重視，不認真，祇懂抄襲模仿，不肯作實地勘測或時加修訂，另一方面也說明了紅香爐在地圖上作為香港總稱，顯然與紅香爐汛分不開的，清代海圖，往往突出汛站所在，到後來，便索性以汛站名稱作為該島之總稱。
必須指出：據中國文獻記載，紅香爐祇是汛站，不是村莊，所以王崇熙的《新安縣志》所列村莊並沒有紅香爐之名9，但汛站還是有駐兵的，閩浙總督顏伯燾(?-1855)在道光廿一年(1841)的奏摺中說：
"香港為商船內駛必由之路，其島曰紅香爐，上有營汛居民，並非偏僻小島可比。"10
又英人佔領香港島前，英軍司令伯麥(Commodore J.J.GordonBremer,1786-1850)曾照會中方大鵬營協鎮賴恩爵將軍，促"速將該島全處所有貴國官兵撤回"11，可證明港島上一直有營汛駐兵，直至英軍登陸前才撤離。
據1841年5月15日《香港轅門報》(Hong Kong Gazette)所載香港島在開埠伊始時的人口分佈情況12，島上除去已無人居住的廢村，共有16條村，其中包括了"紅香爐"，有居民50名，是一條小村，論人口，它排在赤柱(2,000)，筲箕灣(1,200)、黃泥涌(300)、香港村(200)、亞公岩(200)、石澳(150)、土地灣(60)之後，而在掃桿甫(10)、西灣(30)、石塘咀(25)之上、與群大路相同。查歌連臣上尉(Capt Collinson)於1845年繪製的香港地圖，大坑一帶沿著注入銅鑼灣海旁的水坑（大坑即以此得名）盡是稻田13，可以想見，紅香爐的人口實則上應包括了大坑住民在內。開埠前後，紅香爐這個原來的汛站終於成為一條村莊了。居民有黃、張、李、朱、葉等姓，都是客家人。到1911年，大坑的人口已增至1,57414，但紅香爐的名字，卻漸漸湮沒無聞。
"紅香爐"名字之傳說
紅香爐一地因何得名，一個說法是：
"有一天，海面上有一個大香爐被水沖到岸也來，被當地鄉民和漁民發現，便將香爐撈起。漁民和鄉人，認為這香爐一定是天后娘娘送來此地的，便叫人上香奉祀，和在該處建一小廟，用這個香爐來上香，由於靈驗之故，廟貌便發展起來。"15
另據銅鑼灣天后廟戴姓廟祝所述，該廟乃其族人所創建，戴姓族人來自淡水的客家人，先居蒲崗。據說，其族人常渡海至港島沿岸割草，一次於岸邊發現一天后像，乃於發現地點興築一簡陋神龕予以供奉，後來香火漸盛，廟宇乃擴建云…..。16上述當然是神話傳說，但紅香爐傳說與紅香爐一地及紅香爐天后廟，顯然有千絲萬縷的關係。
據約翰斯頓(A.R. Johnston)的記述，開埠時，港島上已有多間廟宇，其中規模較大的是：赤柱天后廟、香港仔的天后廟、鴨脷洲的洪聖廟及紅香爐天后廟17A可知紅香爐天后廟肯定在殖民地時代之前已存在。
紅香爐天后廟
紅香爐天后廟創廟於何時，今不可考，但按廟宇一般發展規律，多從簡陋的神龕開始，善信漸多，香火漸盛，便由善信集資興建一所廟宇，供奉神祇，香客日眾，廟宇變得狹窄，不敷應用，再由善信揮金擴建，紅香爐天后廟，正經歷了這條發展軌跡。
要追溯紅香爐天后廟創廟年代，發展過程，須從廟內文物 - 特別是碑記入手18，現存廟中年代最早文物是乾隆十二年歲次丁卯(1747)的鐘，是由船伕所捐贈，但鐘上並無註明是否為此廟鑄造，故此它是否紅香爐天后廟之原物無從稽考，但按廟內現存最重要的文物及資料來源：同治戊辰(1868)的碑記所記述，該廟在道光甲辰(1844)曾重修，重修後的廟宇，仍屬"狹隘之形"，則可推知未重修前，即1844年以前的規模是較小的。廟前的石獅，刻有"興邑刁爵"字樣，是道光廿五年(1845)，即第一次重修後翌年奉贈的。同治七年(1868)，即距第一次重修24年後，紅香爐天后廟進行了第二次的重修，這一次重修，"蒙闔港水陸商民人等，揮金相助"，規模宏大，奠下了目前所見的規模。同治戊辰的重修碑記，不單記述了該廟重修之原委，還附有詳盡的捐者芳名，不單是研究該廟歷史珍貴的第一手史料，它對於探討19世紀中葉香港華人社會也甚具參考價值。
從碑記所錄的捐者芳名，我們可以知悉紅香爐天后廟是19世紀中葉港島上最重要的廟宇之一，具體分析如下：
碑記上說該廟重修，"叨蒙闔港水陸商民人等，揮金相助"，而從碑記中的善信芳名觀之絕非誇大。碑文所錄捐錢資助紅香爐天后廟進行重修的善信連公司共1,418名/間、籌得善款共4,483.5圓，無論從善信數目，以至所籌金額來說，均為當時全港廟宇之冠。
闔港水陸商民人集資重修紅香爐天后廟
細讀碑文中所列商號芳名，如恒豐行、合興行、永祥順、元發行、得美行、廣福利、泰豐順、建南號等，均為當年香港最具規模的南北行莊。其中除建南號（為嚴道南所有，嚴氏在東華醫院落成典禮上宣讀禱文，是華人領袖之一）外19，餘均為潮籍商人，曾資助興建廣州潮州八邑會館20。至於其他商號，仍有不少屬於潮籍。雖然此碑所列商號人名眾多，除潮州商號較易識別外，其他的無從推斷其鄉屬，故不能斷言天后廟的捐助人中以潮州人為最多，但捐錢60圓的7間商號裏，已知有5間肯定是潮州人開設的行莊，比例極高，福茂隆捐70圓，為捐款者之冠，推斷可能也是潮福人士所開辦。這反映了潮商的富有及南北行莊在1860年代晚期漸趨蓬勃。查南北行是在1850年代中葉以後發展起來的，在1860年代成為香港華人商業經濟中一股強大的力量21，必須指出：南北行商人組成的南北行公所，正是高滿華、招雨田、陳煥榮、陳春泉等殷商在1868年成立的22，與紅香爐天后廟重修適同一年，遍查港島其他廟宇碑記，包括文武廟在內，都找不到如此眾多南北行商人集資修繕廟宇的例子，這是可堪玩味的。
紅香爐天后廟的資助重修善信中，包括兩間業緣組織，即番衣行聯聚堂和石行聯盛堂（他們還捐贈了對聯及石檯），這是香港開埠以後最早成立的行會，惜其名稱只保留在廟宇碑文中，其具體組織性質如何，已不可考。但打石是開埠初期最蓬勃的行業23，其最早成立業緣組織，理所當然。
捐款善信，包括了本地的商號、坊眾（黃泥涌村眾）、機構（樂善堂）、貨船（金和豐鵃、金利豐船等）、欄棧（興隆欄、仁安棧等），林林種種，既反映了香港商號日益增多，經濟日趨發達，也印證了重修紅香爐天后廟的確是闔港水陸商民人等集資玉成的。
細觀捐款名單，其中還包括了台灣、潮州、澄海、省城、留隍、金山等地的商號和善信，而且為數不少，已超越了本港範圍，此廟宇遠近馳名，可以想見。這也是當時其他廟宇不可企及的。
同治戊辰年的紅香爐天后廟的總理和值事，名單中包括了上面提及過的恒豐行、合興行、元發行等首屈一指的潮籍南北商號24，其餘商號及人士中，有四名是姓戴的，這反映了該廟廟祝所指稱該廟為戴姓族人所創建，似不無道理。查該天后廟的業權至今仍為戴姓族人所擁有，1928年通過的華人廟宇條例，規定全港廟宇應由華人廟宇委員會管理，但紅香爐天后廟獲豁免，仍由戴氏族人自行管理，這是非常特別的一個例子。25
紅香爐天后廟在華人社會中的地位
在中國傳統農業社會裏，城鎮有社學及學宮可供地方縉紳集會；在鄉村，同姓鄉紳可在宗祠內集議鄉中事務，然而不同姓的鄉村父老，多假土地廟或文武廟集會，廟宇還成為賑米、施藥、敬老、恤孤等福利事業的發起機構；且鄉中訴訟紛爭，都由父老在廟內排難解紛，主持公道。26香港開埠之初，香港政府對華人不干涉政策，華人往往自行處理自己事務27，其中最普遍的一種組織，便是廟宇委員會。1847年興建的文武廟，原是太平山地區華人集資興建的廟宇，1851年擴建後，逐漸發展為上、中、下、西四環坊眾擁有的"闔港文武廟"，廟旁的公所，便是坊眾聚會商議地區事務的中心。28在19世紀中葉，香港仔的天后廟、鴨脷洲的洪聖廟、赤柱的天后宮、灣仔的玉虛宮、洪聖廟、筲箕灣的天后宮都是地區坊眾集會的中心29，廟旁設有公所，便是坊眾議事之地。這些廟宇捐款的善信，多是街坊或漁民，修建廟宇的款項，都是集腋成裘，募捐得來的，筲箕灣天后宮光緒二年(1876)重修碑記上所謂"獨念我灣地介一隅，家非萬戶，連年告助，巨款難籌，抑知各共一心，蚨錢難擲"30正是忠實寫照。這些廟宇，帶有濃厚的地區色彩。但反觀紅香爐天后廟，其所在地區，人口不多，在19世紀中晚期，天后廟所在地區，已在維多利亞城範圍以外，相當偏僻，但捐錢重修的善信，既不局限於本區居民，甚至包括香港以外的人，捐款來自各式各樣的行業、商號、機構、行會，而廟宇旁邊沒有公所之設，可知它不屬於街坊的廟宇，其地位在19世紀中晚期的香港，只有文武廟可以比擬。所謂"蒙闔港水陸商民人等揮金相助"，沒有半點誇張。從紅香爐天后廟的例子，可見在19世紀的香港，廟宇通過宗教活動是華人社會裏唯一能打破血緣、業緣和地緣藩籬的組織，難怪能長期在香港華人社會發揮著重要的作用。
註釋
| (1) |
參見拙文：(鴉片戰爭時期琦善和義律有關"香港"定義的爭論)，發表於"香港與近代中國國際學術研討會"，1997年12月，未刊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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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
參考饒宗頤：(港九前代考古雜錄)見《嶺南文史》，1985年2期（1985年12月），頁46、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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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
引自阮元：《廣東通志》卷175(經政略)18，(兵制)3，大鵬營及水師提標左營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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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
關於陳倫炯的《海國聞見錄》的海圖，詳見哈爾．恩普森著：《香港地圖繪製史》（香港：香港政府印務局，1992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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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
見王崇熙等編：《新安縣志》（嘉慶廿四年〔1819〕刊本精鈔），附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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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
此圖標出了許多軍事建置的所在，凡砲台或汛站，多標上營汛旗杆標誌以作識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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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 |
有關此等現存海外的海圖資料，詳見李孝聰著：《歐洲收藏部分中文古地圖敍錄》（北京：國際文化出版公司，1996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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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 |
見《香港地圖繪製史》，頁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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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 |
同註(5)，卷2 (輿地略)，(都里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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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 |
引自文慶等（編）：《道光朝籌辦夷務始末》（北京：故宮影印本，1930年）卷30，頁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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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 |
見佐佐木正哉（編）：《鴉片戰爭之研究（資料篇）》（東京：近代中國研究社，1964年）頁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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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 |
Chinese Repository, May 1841,pp. 287 - 289,有關香港開埠前後島上各區之狀況，可參考James Hayes, "Hong Kong Island Before 1841", Journal of the Hong Kong Branch of the Royal Asiatic Society Vol.24, (1984), pp.105-140. (Hereafter as JHKBRAS)及A.R.Johnston, "A Note on the Island of Hong Kong", Hong Kong Almanac and Directory for 1846 (Hong Kong: The China Mail, 1846). (Hereafter as "NIH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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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 |
見丁新豹（編）：《河嶽藏珍：中國古地圖展》（香港：香港博物館，1997年）頁86、87、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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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 |
James Hayes, "Visit to the Tung Lin Kok Yuen, Tam Kung Temple, Happy Valley, and Tin Hau Temple, Causeway Bay, Saturday, 7th November, 1970", JHKBRAS Vol.11(1971), pp.195-1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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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 |
引自夏歷(梁濤)著：《香港東區街道故事》（香港：三聯書店，1995年）頁185。此書對於紅香爐汛與紅香爐天后廟之關係有詳盡記述，但指稱紅香爐天后廟原為汛房，則似缺乏証據，流於臆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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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 |
同註(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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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 |
"NIHK"；E.J. Eitel, Europe in China (Hong Kong: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3) (1st published, 1895), p.1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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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 |
有關紅香爐天后廟之文物，包括同治戊辰碑記，詳見科大衛、陸鴻基、 吳倫霓霞合編：《香港碑銘彙編》（香港：香港博物館，1986年）冊1，頁129；冊3，頁666, 859, 8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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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 |
見《東華三院百年史略》，上冊，頁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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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 |
此等商號，除建南號外，均見於潮州八邑會館之碑記，見(香港潮人商業調查概況)，載《旅港潮州商會三十週年紀念特刊》，（香港：旅港潮州商會，1951年）頁1-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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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 |
關於1850年代以後南北行之興起，可參考拙著：《香港早期之華人社會1841-1870》（博士論文，未刊稿）第三章，頁336-344；第四章，頁454-4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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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 |
香港南北行公所（編）：《南北行公所新廈落成暨成立86週年紀念特刊》（香港：南北行公所，1954年）頁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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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 |
有關香港早期之打石行業，詳見羅香林：(香港早期之打石史蹟及其與香港建設之關係)，《食貨月刊》1：9（1971年12月）頁459-4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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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4) |
其中高滿華的元發行是南北行的濫觴，詳見高貞白：(從香港的元發行說起)，《大成》117期（1983年8月）頁47-52；118期（1983年9月）頁45-51；119期（1983年10月）頁34-39；120期（1983年11月）頁46-54。(高資政公阡表與高楚香公家傳)，《大成》121期（1983年12月）頁50-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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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5) |
James Hayes, "Visit to the Tung Lin Kok Yuen, Tam Kung Temple, Happy Valley, and Tin Hau Temple, Causeway Bay, Saturday, 7th November, 1970", JHKBRAS Vol.11 (1971), pp.195-1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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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6) |
夏歷（梁濤）：(文武廟與香港教育) (香港街坊志) (文匯報)1982年6月18日-7月2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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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7) |
有關港英政府早年統治華人的政策方針，詳見註(4)拙論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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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8) |
有關文武廟的起源及在十九世紀香港所發揮作用詳見上註。頁181-186；360-3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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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9) |
有關資料可參考Carl T. Smith, "Notes on Chinese Temples in Hong Kong", JHKBRAS Vol. 13 (1973), pp.133-139,其中灣仔洪聖廟見同作者的"Wanchai - In Search of an Identity "in Elizabeth Sinn (ed.) Between East and West: Aspects of Social and Political Development in Hong Kong (Hong Kong: Centre of Asian Studies, Hong Kong University, 1990), pp.47-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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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0) |
光緒二年(1876)的(天后古廟重修碑記)同註(1), 冊1,頁1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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